殷海光是我尊敬的學者，他在1964年出版的《思想與方法》，我比擬了《科學革命的結構》。1964年，台灣沒有甚麼研究方法的書，45歲的殷海光談到了維也納學圈（抱歉，殷海光翻成維也納學派，英文是The Vienna Circle （German: Wiener Kreis），我還是稱呼學圈比較恰當））的邏輯經驗論（logical empiricism），包含了「邏輯經驗論導釋」和「邏輯經驗論」的再認識，風靡一世。但是，1962年孔恩出版的《科學革命的結構》，其中顛覆了維也納學圈的邏輯經驗論，同時，也顛覆了波普爾的證偽主義（falsificationism），孔恩當年是40歲。我很好奇的是，台灣在1960年代，距離國際理論的時間差，差距有多少年呢？當然，殷海光這一本書，前後寫作跨距十年（1954-1964年），他的理論受限於當代的壓迫，受限於研究的時代侷限，並且當年台灣資訊封閉，似乎差距美國最新理論很多年。我們將當代一本一本的書，翻出來看，才知道時間差距甚大，理論銜接有時間差的問題。以中文書翻譯為例，1962年孔恩出版英文的《科學革命的結構》，1980年中國大陸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了《科學革命的結構》，翻譯得不是很好；但是，台灣要到1989年才由程樹德、傅大為、王道還、錢永祥幾位學者翻譯《科學革命的結構》，由遠流出版社出版。到了2017年的版本由程樹德、傅大為、王道還翻譯《科學革命的結構》（三版），不見學者錢永祥。此外，大陸和台灣翻譯譯本大不相同，台灣翻成典範，大陸翻成範式；台灣翻成常態科學，大陸翻成常規科學。

孔恩在《科學革命的結構》說，1780年一幫搞電的人開始寫短文，登在期刊上，沒有人再寫書了；孔恩說，「寫書不但不能增進專業聲望，反而造成損害」。五十多年之後，Google在人類曾經撰寫圖書的引用率來說，《科學革命的結構》這一本書，全世界排名第一。他又說，「常態科學（normal science）有一種內在的機制，當典範（paradigm）失效，自動解放原來先前典範對研究的限制。在此時，不但科學家的行為改變，他們研究的問題也隨之改變」。孔恩認為，「治療癌症的方法或設計維持永久和平方案，通常都不算是謎，主要是因為它們根本無解」。但是到了2018年，治療癌症的藥方，已經開始有解了。所以孔恩解謎的典範轉移，到了2018年，已經推翻了他自己原來事先在1962年設計的設想：「癌症無解」。 在孔恩看來，典範不是規則，不是觀點，不是信念（台灣遠流版王道還翻譯commitments為「信念」，傅大為翻譯commitments為「信守態度」；但是我們經常說信念是belief，態度是attitude。commitment很難翻譯，有忠誠、投入、奉獻、承諾、保證、諾言之意），不是共識，也不是理論。典範包含了規則、觀點、信念、共識、方法、標準、理論，以及世界觀（world view）。他並沒有針對典範進行定義。他說，「工具典範包含儀器的設計、操作、實驗的設計，以及對結果的詮釋。」其他的典範，任君詮釋。

孔恩又說，「學生接受書上所說理論，是老師和教科書的權威所導致的，而不是基於支持這個理論的各種證據所來的。學生沒有別的選擇嗎？他們有足夠的需要來判斷嗎？教科書中的應用範例，不是理論的證據。範例是讓學生藉著學習這個科目所用的。」如果應用範例當作證據，那麼因為教科書沒有提到其他可能的解釋理論，沒有討論目前學者不能應用典範所解決的難題；那麼，難題越來越多，違反理論所產生異例的結果，也是越來越多。孔恩認為，「這些異常現象，讓『常規科學』（我這裡用大陸翻譯的術語）研究的規則和限制，就開始越來越放鬆了。」也就是，你再也不能用原有的理論，拘限年輕學者提出的異例了。

我在2018年的書《人文社科研究方法》談到下面一段說法，我引用了2017年和學生在臉書（Facebook）中討論的研究事項。我建議學生，「初步有構想了，這是很重要的突破，也就是模型的修正。」「在研究中，經常會碰到困境，但是很重要的一環，就是山不轉，路轉，路不轉，人轉。因為理論是死的，當理論不轉，可以從修正模型中轉。模型不轉，可以修正我們的思惟。因為人是活的。我們要讓理論和模型為我們所用，我們不要被理論和模型綁死。」「所以，在社會科學中，我們的研究生一直在做典範轉移的工作。」「記住，不是只有學者才在做這個典範轉移工作，大家有可能都是未來的學者。所以，研究和前人的理論和模型相同，蠻好的；研究和前人的理論和模型不太相同，也蠻好的；只要說明出為甚麼要修正理論，理論修正之後，依據了的理論是甚麼？這也是文獻回顧中的根據。當有迴圈出來的時候，集體討論和集體意識都會出現，思考出解決問題的模式，這也是社會科學中，很重要的一條思考解決問題之路。」

在2017年的時候，我坦承我沒有看過孔恩《科學革命的結構》的原書，我也不知道他提出過典範轉移（paradigm shift），是因為「一群科學社群的成員」集體產生的知識蛻變。這個想法，很不「物理」，很「社會心理」，也很「社會科學」。但是，我在今年（2018年）每次讀到孔恩《科學革命的結構》「典範轉移」的學說，就很想套到社會現象/社會科學的現象。我這麼做，一定會被孔恩罵。他一定會說，我們不要將他的學說亂搞。當然，在學說中，最重要的是典範轉移（paradigm shift）。我每次想到台灣翻譯成「典範」，不翻成中國大陸俗不可耐的「範式」；就會想到文天祥的《正氣歌》的用典和書卷氣：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。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」

蘇軾《念奴嬌 赤壁懷古》也說了：「大江東去，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」。古人都是今人的典範（paradigm）吧！但是，這些都需要一代接一代，但是一代一代「不一定」要相傳！長江後浪推前浪！一代一代都有風雲之人，而且，不一定要嫡系相傳。因為，典範轉移（paradigm shift）中，不乏基因漂變（genetic drift）。當一種學問可以歷經五十多年，依舊在21世紀的今天，為人所討論。而且，這一種討論，甚至產生了隔代繁衍，並且在不同的領域，繼續發揚光大。我們感受到《科學革命的結構》已經自行繁衍到許多領域，同時也知道了這五十多年間，東西方的學術界發展過程的脈絡和重點，重新感受到知識革新和創意的元素，也瞭解了典範轉移（paradigm shift）的過程和時間序列。典範轉移不是僅止於科學革命的「結構」，這也是一種從過程量變，到了結構質變的時間變異吧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