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上六點半的夜空，已經泛黑。長春派出所的紅色警示燈光已經閃出，一排警備車停在路口。

我向舜舜解釋，壞人才會翻過圍牆，壞人都是行不由徑，不喜歡走大門。舜舜一直在找尋壞人的蹤跡，他四下尋覓。當我們走到派出所門口的時候。有三個高一的女生，長得漂漂亮亮的，一個穿綠衣服的制服，黑色的裙擺；一個穿白衣服的制服，也是黑色的裙擺，一個顏色我們看得不太清楚，準備要翻牆。舜舜好整以暇，蹲在地上看，我要拖他拖不走。我心裡頭暗罵，「舜舜你會長針眼！」

一個穿綠衣服制服的女生對著穿白衣服的女生，嘻嘻哈哈地說：「是中山的才翻牆。」我有點瞪目結舌，這個「是死道友不死貧道」，要做壞事，也不要報校名。接下來綠衣制服女生準備跨坐在圍牆上，準備翻過校園的圍牆。

白衣服制服的女生在跨坐圍牆時，看到舜舜時，向舜舜說：「小朋友，這個行為不能學囉！」然後三個女生嘻嘻哈哈，準備同儕一塊兒翻過這一座矮矮的圍牆，只因為不想從這一所高中的大門走出來。我相信，她們是這一所高中的國中部畢業的，翻牆也許是她們國中畢業，考上一流高中後的的一種「成長祝福禮」。因為，已經沒有人可以管了。這是「母校」，也是「他校」的概念。

我只看到對面派出所的紅燈閃爍，一排警備車，直挺挺的僵在那裏。我也愣住了。當下，心裏頭想，這是一種錯誤示範，只想拉著小孩離開。

翻牆，不是都是等四下無人嗎？穿個高中學校制服，黑裙擺擺，漂漂亮亮的女生，當著一個五歲的孩子前面，當他走路放學時，跨坐在其他高中的圍牆上，居高臨下。還直接表演一種踰矩的動作，這是一種對於高中教育思潮的反叛？是對於道德規範的鄙視？還是出乎於一種好玩的心情，當五歲的小孩當觀眾，想要得到路人驚呼的掌聲？

也許，當年我對於台北市一流女中的觀感，是基於一種神話式的刻版印象。當年的綠衣、白衣和黃衣女孩，都是溫柔婉約，絕對不是像是現代電影版紅衣小女孩式地冷不防地嚇人。當然，我生活的是一種二十世紀的還有「警備總部」的高中生時代。但是，當我步入中年，看到這樣都市中一種高中生像是反抗浪潮似的襲擊，我不知不覺地開始了自我防衛。一種「只有我喜歡有甚麼不可以」的仿效開始發酵。明知道是不能學習的行為，但是只要是不尊崇，是否就是一種長大的象徵。但是，對面就是警察局派出所，是否就是象徵著一種校園內警察管不了；校園外，學校管不了。至於，在校園內和校園外的圍牆上呢？我看，就像是物理學家薛丁格所說的貓，薛丁格說：「只有當有人去觀測時，才會具體表現；如果沒人管他，就一直處於疊加狀態，這是一種是又死又活的狀態」。

女孩們，沒有人會管你跳不跳過圍牆，當天，我是個飢腸轆轆，只想趕快帶離孩子離開隔壁學校附設幼兒園的父親。但是，妳們的行為，引起了我對於高中教育的反思。

我們的教育，我不敢說，是處於又死又活的狀態。但是，當我們探討校園圍牆內和圍牆外的規範時，我只有想像，小孩子的道德成長過程中，我們當父母的，要自己教，絕對不讓外來的力量，斷絕對於道德良知和傳統倫理的遵循。小孩子可以頑皮，但是不能違反社會規範和學校規範（norms）。

我仔細閱讀了朱利安．巴吉尼的在《如果沒有上帝，想做什麼都可以？20個倫理學大哉問》（Ethics: The Big Questions）。他說：「道德的根基完全建立在我們能夠自然而然地設身處地，能夠理解他人的憂愁與苦痛，進而想要做出能對此有所改變的行為」。這個原理，和大衛．休謨所說的理論是相符的。他接著說：「這不是種可以產生理性原則的智識認知，而是一種情感認知，使得我們有從事利他行為的動機。」

因此，九月二十八日對於我來說，不是一種特別的日子，也不是甚麼偉大的日子。而是我要好好反思，我們的教育，是否在崩壞。我所見到，對於大學生反抗環境保護，解放「宿舍環境」，將生活搞得一團亂，將自我的知識建構在社會的痛苦之中。我思考的是，是否大學生將知識用於小聰明之上，搞到不必思考「行不由徑」的背後哲理。因為他們很聰明，很會抄捷徑，走短線，從效用主義最大利益進行思考，只考慮搞好小成績，而非立志協助於社會的進步。

現在我則開始思考，這一種下濾到高級中學的短線思考反動，是否已經讓純潔的高中教育，步入到了另一種「短線教育」的首部曲？當環境保護僅僅等同於社會規範，等於就是社會虛應故事中的道德崩解。如果，不是發自於內心情感的良知，環境的營造或是社會的建構，都等同於虛應故事。

九月二十八日，我看到高中女生，好像看到了紅衣小女孩的驚嚇，不是一位，而是被三位互為好友的驚嚇。這是一種主觀規範（subjective norms）的從眾行為，也是一種民粹主義譁眾取寵的基本原理。

我希望，舜舜不要覺得那是一種好玩的活動，因為我的機會教育已經絞盡腦汁，當環境逐漸困頓，所見到的都是負面教材，再怎麼棒的教學方法，也有教育枯竭和失敗的時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