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時只有20多歲的我，調皮地將EQ改成Environmental Intelligence，簡稱「環境商數」。這個名稱還列在環保署的文件當中。當然，後來李登輝接見全國十大環保小署長，他問了一個問題：「小署長掃不掃地呢? 」小朋友的回答讓總統和環保署署長非常錯愕。於是，環保小署長這個制度被廢，我也不以為意。反正，總統和署長的位子都是一時的，我推動環保工作是我的人生志願，這是一輩子的活動。當然，制度形成不易，小署長制度被廢，也是署長參考當時氛圍的想法。在挫敗之餘，我想，人生很長，我需要Double EQ，有就是《情緒商數》和《環境商數》來支撐我推動環境教育的動力。30歲時，我幫署長辦了一個掃地活動，他在西門鬧區，和環保署的同仁一塊掃地。

回頭說到高曼，他寫過15本書，包含了中文版的《EQ》、《EQ II：工作EQ》、《領導EQ》、《綠色EQ》、《情緒療癒》、《專注的力量》等書。我在看《綠色EQ》和《專注的力量》這兩本書的時候，發現他的研究方向開始轉型，2009年出版的 《綠色EQ》(Ecological Intelligence: How Knowing the Hidden Impacts of What We Buy Can Change Everything, Broadway Business)，他採用了EQ的雙重定義，關心生態環境。中文版一出現，我就迫不及待的買回來看。我同時對於他的工作好奇，嚴格來說，高曼的身分其實是一位記者。哈佛大學心理博士出身的他，並沒有專注在期刊論文的寫作，也沒有固定的大學教授教職，最多和幾個大學合作建立學習中心，過著是ㄧ種從療癒、自由、修行到採訪的工作生活。

我最喜歡高曼對於碳足跡(carbon footprint)的定義，他在2014年的Edge.org上，認為「碳足跡」(carbon footprint)是應該被廢除的觀念。天呀，這個還是我幫學生出的考題。他的理由很簡單，「碳足跡」是負面表列，人類在15萬年前離開非洲草原，因為演化的關係，對於負面表列的事務，通常抱持的「習得無助」(learning helpless)的漠然態度，也就是，「環境一直在惡化，缺我一個人，也不會怎麼樣? 」「氣候暖化，也不是我一個人幹的，我怎麼節約，正常的氣候也不會回來。」久而久之，這個社會越來越冷漠、學校越來越枯燥、政府越來越因循，因為大家已經覺得這個環境和社會沒救了。也就是，「虛無主義」或是「犬儒主義」開始籠罩這個世界。

但是，高曼認為，我們應該推動「碳手印」(carbon fingerprint)。也就是，「瞧，我們幹了甚麼好事? 」我們的活動，節省了多少水、減排了多少碳，甚至，我們的活動，救了多少人。「碳手印」(carbon fingerprint)和「碳足跡」(carbon footprint)的計算方式是ㄧ樣的。也就是說，教育應該就是啟迪人心，將人類的正向能量進行引發。當負向能量籠罩思維的時候，我總想到「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」。但是，對於我們逐漸惡化的環境，還是要保持一股寧靜和積極的心靈，對於思維，納入正念(mindfulness)的主動觀念。從負向思考納入正向思考，這是高曼給我們最大的禮物。也就是我需要Double EQ，採用《情緒商數》和《環境商數》支撐推動環境教育的內在力量。